且談莫言與張旭東的對談,與給予我的希望、警惕
這幾年來我一直與自己對談,心裡的os不下幾萬句,腦海偶閃過的畫面片段不下幾萬張,
店員怎麼推怎麼拉都趕不走,怕是惱羞成怒趕不了人或是自感失了顏面吧,最後店員威脅他說要請出國家保母,
結局想也知道我們國家保母是怎樣威風凜凜地來帶走人,店員又是怎樣功臣身退回去超商值班。
我眼中看他的一步一腳印都很是辛苦,但我卻有種更深切的幻覺,好像他很享受被羞辱,從恥辱與蔑視中得到認可。
或許是當時的雨下得太大,氣氛太冷,連帶著我的心也同時荒涼孤獨,一直想著他跪在濕淋淋的硬地上是為何事?
不自覺想要更深刻去理解去分割他的內心,我就想到了前陣子讀莫言與張旭東的《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談文學作品《酒國》《生死疲勞》,張旭東提到:
「《酒國》最有啟示性的地方就是,他在小說敘事形式上明確了意識分裂的法則,一個敘事變成三個敘事,一種意識至少變成兩種意識,醒的意識和醉的意識,或者罪犯的意識和偵察員的意識。」
再往前去看,莫言講:
「過去我們八十年代開始的反思文學也好,傷痕文學也好,尋根文學也好,實際上還主要是往外看,看這會的黑暗,看他人的陰暗,看他人的壞。我覺得現在往裏看,看自己,然後推己度人。你只有對自己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到自己可怕的地方,然後才能夠理解別人。
這也是上個月在北大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講的意思。他說我的小說有一種傾向,對十惡不赦的惡棍,也給予了同情和理解。這才是真正的所謂悲憫精神。我們這個民族現在還缺少一種對十惡不赦的惡棍給予同情和理解的氣度。」
我當然不是要說那位跪在超商前的可憐男子是個多麼十惡不赦的惡棍,我所要講的是,
當我們用
再更往前翻,簡單來說莫言所要說的大概就是
有點複雜,但就當聽莫言在講文革時代的小故事,他說:
「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淺在的看客,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歷史當中都扮演過看客這個角色的。
文革期間槍斃人,縣裏邊有一個固定的地點,是一個荒涼的小石橋,這個時候會通過聯網全縣的高音喇叭向所有人廣播,明天中午十二點在某地要槍決什麼人,槍決之前要開公審大會,各個村都要派人去,去是當勞動的,回來要記工分的,幾十萬人都來觀看,然後就拉倒刑場一槍斃掉。我們也是觀看者,大家也都議論紛紛,看到這個人是怎麼樣被打死的。那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劊子手呢?我一直在反覆想這個問題,我得出的結論是,
「所以
「所以看起來是在寫劊子手,寫酷刑,實際上是在探討人性,探討每一個人在特定的條件下,有可能變成壞人,
仔細去想想,那位醉人與店員,大家大概都會覺得這醉人是不好的,胡亂來,擾治安還礙觀瞻,然後店員就如國家保母的副手,解決了大眾不安與緊張的來源。
但大家假若能細細品嘗莫言講得,就會知道,那位醉人也許是在這大動亂世代下,找不到工作,因為高失業率;
或是,房貸車貸等等的一大堆貸款惹得他生不出足夠的錢,因為高消費的社會型態與零調漲的薪水;
又或是,婚外情比例全球排名居三的台灣,他連帶也是此情勢文化下的受害者。
有太多太多的當代社會因素形成他這樣一個憔悴落寞的瘋樣。所以他真的有不好嗎?
而那位實際讓我感到反感的店員會出來趕人,怒罵,也是因為他是超商的員工啊,他自覺要維護超商的安寧與整潔,否則他可能會被上司罵或被扣薪。而一想到這些結果,他的生計也許就會大大被影響到,因為他極需要一筆錢,就同醉人一樣,在當代社會他們都是奴隸,被社會被世界被文化被歷史給卑微了,做不了最真實的自己。
(這麼想著,我對店員倒是寬心許多了。感謝莫言!阿們!)
最後我想要放上莫言講的一段最讓我有感覺,想要一輩子謹記在心的話。
「大多數人實際上還停留在控訴社會,控訴他人,拿了放大鏡在尋找別人的罪過,
喋喋不休地,無休止地訴說社會對自己的迫害和壓迫,
倒是很少有人像巴金和周揚那樣來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害過別人。我自己是不是也做錯了。
這樣一種巨大的社會災難,每個人難道就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一個人身上去公道嗎?是不公道的。」
【題外話】
昨天是一個很美的日子噢,
是冬至,是可愛的台灣,在冬天一個特別備感溫馨下吃湯圓的可愛日子;
也是一個台灣歌手,為「愛」站出來、為「愛」歌唱而感動所有人的美麗日子。(特別是感動了那些為了平等愛而努力的人們。)
也是一個,讓我徹底許下願望,一輩子都為那些似瑣碎實則值得犧牲歲月犧牲生命的明亮日子。
致同志,
致全人類,
致全動物,
致一顆悲天憫人的心。
致愛。